《甜美情事》

《重返二十岁》：我和另一个我，影视作品中女性的双重心态

文 |云景史记

编辑 | 云景史记

中国历史很长时间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中国式哲学“阴阳乾坤”引入的“男尊女卑”直接支配了男女尊卑、内外等系列理论, 成为儒家文化构建男女性别地位的核心指导思想, 并确立了“男主外, 女主内”的社会原则, 女性通往外界的路被彻底清除。这一原则在上层政治几千年的护佑下逐渐成为大众传统文化, 女性在社会中被接纳、认同的经典形象也因此定型为“贤妻良母”。不难看出女性的地位是局限于家庭, 从属于父权的。而更为可悲的是女性自身对自我意识的弱化与放逐态度, 使她们的社会权利和地位逐步归零, 只能遵从父权文化所规范、设计的形象完成自我成长。伍尔夫曾把以男性标准内化成为自我要求的女性称作“房间里的天使”。

“房间里的天使”实际从未与男性平等地共享这个世界, 在现实生活中, 传统观念和习俗在很多方面捆绑着女性, 限制她们运用作为自由人的权利, 只能使用父权文化赋予她们的仆从式权利。

由唐人影视出品, 根据喜剧电影《重返20岁》改编的青春偶像奇幻剧《重返二十岁》中, 沈梦君这一“贤妻良母”, 用半个世纪的岁月实证了传统女性的经典生活:以家庭为中心, 把美满婚姻当成人生第一目标, 成为父权文化视野下女性的典范。她顺从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定位, 置身从属地位, 几十年如一日甘心奉献于家庭, 成为“妻子、母亲”这类标签式人物。68岁的沈梦君感觉只有在跳她爱好的广场舞的时候才能找回青春, 才能感到自己“活着”。

虽然沈梦君对从来不管家里事、当了一辈子“老好人”的老伴项大海也有不满, 但为维持家庭和谐, 她全力承担了家庭的各种负担。这样的状态明显是“女主内”思想的外化。而电影版的沈梦君更是将“贤妻良母”形象演绎到底:年轻丧夫, 为了儿子, 也为了内心中“好女不嫁二男”的潜意识, 独自一人抚养遗腹子长大, 并为其娶妻生子, 抚养照顾孙儿长大, 晚年还要为已经成年的儿孙操心。无论是电视里, 还是电影中, 沈梦君的一生都牢牢地刻上了“家庭”这一烙印, 看不出除了妻子、母亲、祖母之外, 作为女性自身的存在价值。

她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甚至没有自己的私人心理。其属于自我的真实存在与女性声音, 被彻底掩埋在嘈杂的家庭生活中, 活着的其实是父权文化所推崇的沈梦君, 家庭成为其存在价值的唯一体现。所以当儿子创业失败, 女儿结婚在即, 全都等她出钱, 而她得到的拆迁款却被骗个精光, 老伴项大海仍对亲戚朋友的借钱要求来者不拒时, 她无力解决, 也无处排解内心的痛苦, 价值感彻底破碎。这一场景真实地呈现了“女性在现实中绝望的努力, 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苛刻的要求, 都作为线索标出女性令人悲哀的位置……女性角色分裂的真实痛苦。这是中国女性意识在本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与世界女性主义思潮的大环境中的真实流露”。

在极致的痛苦中, 沈梦君和项大海大吵一架, 用放弃生命完成了她结束贤妻良母式生活的仪式。从某种意义上讲, 也是对女性放弃自我, 选择从属生活的否决。

时代女性的隐性形象

如果说重返二十岁之前的沈梦君是父权文化塑造出的女性显性形象, 那么, 重返二十岁之后, 所呈现的就是女性真实的隐性形象。

作为一个在新中国生活的女性, 沈梦君接受过解放后妇女解放运动的洗礼, 内心中埋下了独立自主的女权意识, 但长期接受的父权文化教育潜移默化地遮蔽了她的女性意识。当她阴差阳错地因吞了“安眠药”而重返花季时代时, 独立自主的女权意识被唤醒, 她决定为自己而活。

沈梦君重生后选择与过去切断联系, 不想让别人看出她和丈夫的关系, 想抛开过去的身份标签, 只做独立自由、重拾旧梦的沈梦君。

从某种意义说, 重生意识实际是对过往生活的否定和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年轻后的沈梦君想有自己的精神生活, 投身于社会。不愿过早步入婚姻, 成为婚姻家庭的附庸。对此时的沈梦君来说, 首先要确立的是自己社会人的位置与价值。于是她选择与孙女项欣然成为好友, 一同参加音乐选秀比赛。她漂亮能干, 赢得了大家的认同, 也得到了不少小伙子的喜爱。她用自身的魅力证明了其存在的价值。西蒙波娃说:“女性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她是一个活的存在, 生理上的差别和心理上的什么情结都无法规定她们生命的轨迹, 她们是靠自己的价值选择来开拓自己的解放之路。”

沈梦君自身角色的完成, 不仅没有削弱其优秀女性的光环, 而且获得了赞誉。

重返二十岁前后的梦君, 实际是人性内心深处的“我和另一个我”:一个是按照传统的父权文化规范生活的中国社会首推女性代言形象———重返二十岁之前贤妻良母的沈梦君, 一个是躲藏在其身后的, 真实的有现代意识的重返二十岁之后的沈梦君。在日常化语境中, 真实的沈梦君是被传统沈梦君压抑在角落里的, 但每一个女性在成长中都会面临身份抉择危机, 是归顺于大众认知, 还是随从于内心选择?一个人的战争不时地成为女性身份选择的最大纠葛与痛苦, 在成长中, 她们时刻要面对向左还是向右的选择难题。特别是在二十岁这一青春期与成人期的临界点, “选择”成为女性人生向度的触发点。

重生后的沈梦君深刻意识到:女性不仅承担与男性同样的社会责任, 在家庭中, 还需承担起本应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 甚至得不到家庭成员的认同与体贴。一旦家庭出现危机, 责难首先会降临到女性。女性长期面对社会、家庭双重的负累, 身心俱疲, 内心渴望摆脱重负, 轻松生活, 但社会角色往往是安身立命的依仗, 无法放弃。潜意识里, 冲出家庭藩篱, 重新成为不属于家庭附属的女性, 是她们真正渴望成为的自我。家庭角色在压抑的极限中, 会成为她们对自由、独立向往的纠结点。但剥离与自己生命、血脉相连的亲人, 又是常人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因此, “我和另一个我”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

影视作品中的沈梦君正是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无法自拔, 才在晚年痛苦、寂寥, 感觉灵魂无处安放, 所以当她重返二十岁时, 是以奇幻的方式完成了对女性的救赎。

然而, 重生不意味着一切归零。女性要想脱离附庸地位, 首先要反抗的不是父权文化营造的社会大环境的压迫, 而是自身被潜移默化对父权文化的认同意识。她们在父权文化笼罩下, 被轻忽的时间太过漫长, 长期的失语状态使她们不自觉地放弃了女性精神, 成为父权社会的客体。沈梦君和同样年轻后的项大海虽然外表都已重返青春, 思想却还停留在老年。特别是作为女性的沈梦君, 对时下年轻人开放的着装打扮、生活态度都无法认同, 也因此和孙女项欣然产生了一系列冲突。表面看是观念的矛盾, 实际上是传统女性与时代女性的碰撞, 是女性显性形象与隐性形象的对抗。在不断磨合的过程中, 隐性形象逐渐成为主导形象, 遮蔽了原来的显性形象, 双方完成了形象空间转化。或者可以说, 女性通过努力完成了独立成长, 摆脱了附庸形象。

双重的形象解构

解构概念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 原意为分解、消解、拆解、揭示等。在影视作品《重返二十岁》中, 沈梦君的显性与隐性形象在情节推动中实现了双重的形象解构。

《重返二十岁》的沈梦君一改贤妻良母形象, 她不再将自己的生活圈子划定在家中, 她开始走出家门, 进入社会, 寻找自我的社会价值, 像个真正的新时代女性一步步成长。尽管在音乐之路上她历经了种种困境, 也曾纠结, 却从不轻言放弃, 她不再是小鸟依人的弱女子, 仿佛“重返二十岁”的奇遇为她注入了无限活力, 她变成了打不死的小强, 在职场中左冲右突, 努力为重生的自己开辟出新生之路, 成了职场女强人, 由小女人长成了大女人。

有趣的是, 虽然男性在选择女性理想模式时往往定位在崇高的、贤妻良母式, 但当女性突破这一栅栏, 焕发出自身的光彩时, 她的吸引力反而大大超越了典范式女性, 各种类型、不同年龄的男性都对其产生好感, 从男性视域肯定了其转型的成功。

变年轻后的项大海也重新认识了沈梦君, 他不再认为女子只能以家庭为重, 开始尝试把妻子看成一个与自己平等的社会个体, 认同她拥有选择生活、爱的权利。为了重获爱情, 与妻子站在同一个平台, 他也加入了选秀比赛, 和梦君成了竞争对手。在共同工作、生活中, 发现了沈梦君被过往生活掩盖的, 甚至作为一生伴侣都不了解的人性魅力, 可以说, 最终项大海爱上了一个完整的沈梦君, 一个摆脱了父权文化影响的沈梦君。至此, 剧本完成了对沈梦君显性形象的解构。

而沈梦君的隐性形象解构是在与孙女项欣然相处的过程和态度中完成的。沈梦君参加选秀, 除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外, 一方面是想帮助孙女实现音乐梦想, 另一方面是想拿到奖金给女儿买婚房, 帮儿子还债。在与谭子明的朝夕相处中沈梦君也逐渐动心, 但对爱情没有自信的她, 也顾忌自己已婚的身份, 不敢越雷池一步。从本质看贤妻良母的根性、长期的生活习惯和社会环境的势力, 仍旧牵制着沈梦君走向独立的脚步。

特别是沈梦君为支持孙女项欣然的音乐梦想, 大胆加入复古与现代结合重组乐队后的引领者形象, 俨然把项欣然放在了自己事业的前面。在重返二十岁后, 沈梦君虽信誓旦旦说要过自己的人生, 但内心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家人, 实际始终无法彻底剥离自己贤妻良母的意识, 因此, 剧终为了挽救病危的女儿, 梦君毅然放弃比赛, 输血救回女儿, 自己又一次重返68岁, 结束了这一次的奇幻之旅。这样的选择无疑是沈梦君的再次回归家庭, 是对其隐性形象的解构。

双重的形象解构是否可以透视到父权文化的巨大影响, 已经深入到我们无法正视的强度?一个人的战争是否还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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